人人都可成为记者、评论员

　　在舆论监督方面，如果说以往主要靠正规军的话，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民皆兵”时代。网民表现出对揭露阴暗面、坏人坏事、负面新闻、丑闻以及批评、非议的极大热情，每天每时都有无数的信息涌现出来，即使想查堵也防不胜防。

　　中国3亿左右的网民，构成了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由于互联网与报刊、广播电视不同，有着显著的交互性，也就是说，网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潜在的信息发布者。互联网以及手机、数码照相机、摄像机等信息采集设备的普及，改变了新闻传播一向由专业工作者担纲的格局，不夸张地说，如今谁都可以成为记者或评论员，只要他有采集、撰写与编发新闻信息或评论的愿望。设备与技术都已不再是门槛障碍，网民发布的新闻信息或评论也许在质量上不如传统专业人士那么规范，但是在现场感、快速反应以及多角度、超然无顾忌等方面，又都有专业新闻传播工作者无法比拟的优势。

　　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在新闻传播领域，非专业人士已经在人数上与发布新闻与评论的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专业人士。组织纪律严明、工作按部就班的记者编辑们，在采编效率与工作热情上，都无法与完全出于自愿或义愤的网民相比。在一定程度上，这就像雇佣军的战斗力注定比不过志愿兵。这意味着主流权威新闻机构在舆论市场的主导权开始受到严峻挑战。

　　互联网舆论监督的特点是群众性与匿名性，空前广泛的群众性，改变了信息传播与观点市场的传受关系。在传媒影响力竞争中，哪种媒体能够发布更多、更真实、真快的信息，哪种媒体就势必赢得公众的信任与尊重。

　　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新闻学有个基本概念，“坏消息就是好消息”，这是黄色新闻的金科玉律，也是人类社会心理的规律。

　　幸灾乐祸，传播是非，人们传播谣言或坏消息时的热情与劲头，远远要超出传播佳话与好消息的热情与劲头。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表现在互联网上，坏消息就传播得格外迅速。如果说我党的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是正面报道为主的话，那么互联网却恰恰颠倒过来，可以说整个是负面为主。不信你就看看各大新闻网站(除了官方的)以及人气最旺的论坛，有多少好消息又有多少坏消息？从去年开始爆出的一系列轰动性的负面新闻，几乎都不是由官方新闻机构首先发布的。

　　对大众来说，坏消息就是好消息，这里不排除某些人惟恐天下不乱的因素作祟，但是，社会问题特别是腐败等社会不良现象的普遍存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才是更主要的因素。深圳发生的林嘉祥案，就折射出网民仇富更仇官的心态。

　　人肉搜索的本质是举报与揭发。在现实中，已经有不止一例因为当事人过于嚣张而受到报复性“人肉搜索”，最典型的是南京的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因为在媒体见面会上说了要惩治低于成本价售楼的开发商，托市救市之心昭然若揭，触犯了网民众怒，结果被“人肉搜索”个底掉。先是被发现抽名烟、戴名表、开豪华车，接下来又被指其弟是一房地产公司副董事长，最后不仅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还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个城市里区级局的局长，在现如今的社会环境中绝对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老虎，事实上，抽烟、戴表以及衣服这些外在细节禁不住推敲质问的官员，可以说比比皆是。道理挺简单：打铁先要自身硬，本来是贪官还不肯低调，真的以为人莫予毒了，其实是纸老虎，一戳就破，为天下笑。过去官媒是官官相护，对某些官员来说不难做到捂盖子，一手遮天，而今的互联网六亲不认。周久耕用他的惨痛教训现身说法，为那些不知天高地厚、昧着良心强辞说理的贪官敲响了警钟。

　　互联网也存在“有偿不闻”

　　在本专栏我多次论述过，“有偿不闻”比有偿新闻的性质更恶劣，有偿新闻最多不过是广告走私，也就是编辑记者(更重要的是新闻单位的领导)利用发稿权寻租，所传播的信息主要是有利于当事人的正面宣传而已。但是“有偿不闻”却可能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安危存亡，因为被扣压的信息不仅对当事人不利，而且可能会危及公众利益，三鹿事件中搜索引擎的所谓危机公关案，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扣压或屏蔽掉某些负面信息时，公众的安全就受到直接的危害。

　　正是因为认识到互联网的威力，如今有些企业与党政机关都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针对互联网的信息控制系统，从所谓“网评员”(即网上盛传的“伍毛”)到网站预审预查制以及公关代理会合，使一些影响大的网站在立场上向自己这方倾斜。

　　不过，互联网的本质是开放与自由传播，在互联网的世界，要想采取权力寻租的形式搞有偿不闻，难度极大，也只有大网站才有资本把“有偿不闻”当作生财之道———当然这是违反商业道德与新闻道德的。在操作层面，官方指令而非公关交易的“不闻”更频繁也更公开。归根结底，这是违背新闻传播规律，更是有悖于民心民意的，所以即使可以得逞于一时，也难以长久。

    2009-04-13      来源：浙江在线